中国如何用边境村庄建起新“长城”
琼林新村坐落在喜马拉雅山深处，大约五公里之外，中印军队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和对峙引发了对边境战争的担忧。
这片土地曾经是一座空旷的山谷，海拔超过3000米，只有当地的猎人会经过这里。后来，中国官员修建了琼林村，并花钱让人们从其他定居点搬到这里。村中的房子全都一个样，道路修得很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这些人是“国土的守护者”。琼林村的村民实际上是中国对印度最东部阿鲁纳恰尔邦主权主张的前线哨兵，北京坚持认为阿鲁纳恰尔邦是中国统治的西藏的一部分。
许多像琼林这样的村庄应运而生。在中国西部，这样的定居点沿中国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有争议的边界建立起来，为中国主权赋予了一种全新的、不可否认的永久性。在北部，这样的定居点加强了安全，促进了与中亚的贸易。在南部，这样的定居点防范着来自东南亚的毒品和犯罪。
这些建设是习近平利用平民定居点悄悄巩固中国对遥远边境控制的最明显迹象，就像他在有争议的南海采取的渔民民兵和人工岛屿措施。
《纽约时报》对中国边境沿线的定居点进行了测绘和分析，首次详细地以视觉方式呈现了中国在短短八年内如何通过战略性的民用前哨重塑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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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公司RAIC实验室扫描了行星实验室(Planet Labs)拍摄的中国整个陆地边界的卫星图像，时报与RAIC实验室合作，确定了新村庄的位置，并将它们与历史图像、官方媒体、社交媒体帖子和公共记录进行了对照。
西藏问题独立研究者马修·阿克斯特和伦敦SOAS大学教授罗伯特·巴内特称，地图显示，中国在与印度接壤的每个喜马拉雅山口附近，以及与不丹和尼泊尔接壤的大部分山口上都至少建有一个村庄。两人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西藏的边境村庄，他们对时报的调查结果做了评议。
虽然这些前哨站点本质上是民用的，但它们也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快速调动部队至边境的道路、互联网和电力服务。村民在偏远地区充当耳目，阻止入侵者或逃亡者。
阿克斯特说：“中国不希望外国人在不受中方安全人员或公民喝停盘查的情况下随意跨越边境。”
定居点的增加加剧了该地区对北京野心的焦虑。冲突的威胁始终存在：自2020年以来，印中军队在边境地区爆发了数起致命冲突，双方数万名士兵仍处于备战状态。
中国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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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雄心壮志于2017年初现端倪，当时官方媒体报道了他给偏远村庄玉麦乡的两名藏族姐妹写的一封信。玉麦乡位于阿鲁纳恰尔邦附近，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被大雪覆盖。
他赞扬她们一家几十年来不顾地形恶劣，为中国守护这片土地：“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工人们在玉麦建造了几十座新房，官员们把200多人迁往那里。
时报发现，自2016年中国开始制定该地区的边境村庄规划以来，西藏出现了至少90个新建村庄和扩建的定居点，玉麦是其中之一。在邻近的新疆和云南，时报确定了六个新建边境村庄和59个扩建边境村庄。（中国声称这样的村庄有数百个，但相关细节不多，许多村庄似乎只是对原有村庄的升级改造。）
时报在西藏确定的新村庄中，有一个位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土地上，尽管它位于中国实际控制的边界内；还有11个定居点位于中国同不丹存在争议的地区。这11个村庄中，有一些靠近洞朗地区。2017年，印中军队曾因中国试图修建一条公路而在这里发生过对峙。
中国明确表示，这些村庄是为了安全而建。2020年，西藏边境一个县的领导告诉官方媒体，他将把3000多人转移到边境的“控制薄弱区、争议带、空白点”。
新德里的战略事务分析师布拉玛·切拉尼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悄悄建设军事化村庄，是在陆地上复制其在南中国海成功使用过的扩张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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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正在迅速而隐秘地重绘当地的事实，几乎不考虑地缘政治后果，”切拉尼说。“中国一直在喜马拉雅山与印度交界的全新地带安插定居者，将其作为第一道防线。”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时报的书面回复中表示，在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和平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印度以所谓“活力村庄”作为回应，这是一项旨在复兴边境沿线数以百计村庄的运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分析师布莱恩·哈特最近与人合作撰写了一份关于西藏边境村庄的报告，他说，中国的建设速度超过了印度。
在报告的诸多发现中，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还确认其中一个村庄扎日(Migyitun)内似乎建有军事设施，这表明这些定居点具有双重用途。《纽约时报》对该村庄的卫星图像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军用卡车和帐篷以及附近疑似射击场的设施。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联合创始人钱镜说，这些村庄本身也是一种宣传手段：展示中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和优势。
“他们希望印度人、中亚人和其他人看到并认为中国村庄非常好，中国模式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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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和恶劣的地形
喜马拉雅山脉的这片地区涌现出了许多中国村庄，但此前这里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这是有原因的。这里多岩石和冰雪覆盖的地形在冬季尤其险峻，一年中有好几个月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空气稀薄而寒冷。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为了说服居民搬到那里，中共官员向他们承诺，新房子会很便宜。他们每年都将获得补贴，如果参加边境巡逻，还会得到额外报酬。中国的宣传机构称，政府将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促进当地企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村庄将有柏油路、互联网连接、学校和诊所。
《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份当地政府文件显示，一些村民每年可获得约2万元人民币的搬迁补偿。一位居民通过电话说，边境巡逻每月还能让他额外赚约1800元人民币。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村庄是否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
独立专家阿克斯特表示，当地居民之所以依赖补贴，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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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搬迁政策也是一种社会工程，旨在将藏族等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藏族大部分是佛教徒，历来抵制共产党对其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干涉性控制。
来自这些村庄的照片表明，当地基本不存在宗教生活。佛教寺院和庙宇似乎无处可寻，反而到处可见国旗和习近平的肖像，挂在灯柱上、客厅墙壁上和阳台栏杆上。
“他们想改变景观和人口，”阿克斯特说。
多年来，政府迫使许多游牧藏人卖掉牦牛和绵羊，离开草原搬进房屋，但往往没有给他们提供明确的谋生方式。居民们不得不以打工为生，而不是放牧。
采访显示，许多迁入新村落的牧民不愿适应新环境。有些人在山上放牧牦牛半年；还有人则回老家一住便是几个月。
巴内特说，居民们往往没有被告知搬迁可能带来的挑战，包括为了前往城镇得花更多钱，以及在电力、水、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上开销的增加。
“主要问题是当局把他们从一种生活方式转换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他说。“结果就是这些居民没有资本，没有可用的技能，没有可赚钱的技能，也没有文化上的熟悉感。”
当金钱无法说服他们时，中国官员就会向居民施加压力，逼迫他们搬迁，这种方法甚至在官方宣传报道中也很明显。
在官方电视台CCTV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一位中国官员前往西藏的多卡村，说服居民搬到距离阿鲁纳恰尔邦约16公里一个名叫多龙岗的新村庄。
他遇到了一些阻力。佛教居士丁增坚称多卡村的土地肥沃，可以种出来橘子和其他水果。“不用国家给钱，我们也能自给自足，”他说。
最终，多卡村所有143名居民都搬到了新定居点。
